《红色皇后：性与人性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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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National Geographic（Armed Forces Institute of Pathology，Rockville，Maryland，Date Unknown）
1973年，美国生物学家凡·瓦伦（Leigh Van Valen）发现物种在演化的过程中生存竞争的激烈程度永远不变，纵然物种对于环境的适应良好，仍然不能稍有松懈，因为对手也适应了环境。生存是胜存败亡的零和博弈；越成功的物种，越成为对手觊觎的目标。这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红色皇后一样，疾驰如风，却原地不动。这就是红色皇后理论。
由于人类已经在自然界中处于主宰地位，能够威胁到人类生命的生物已经不多了。想想我们远古时期的祖先吧，几乎所有的肉食动物都能置人于死地，更不用说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和病毒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医学的进步，原本应该经过自然选择而淘汰的基因并没有随着个体的消失而消失，这本来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对手——细菌和病毒——也在进化，尤其是随着现代医药技术的发展，它们的耐药性也增强了。
值得庆幸的是，大部分细菌和病毒的致命性却在降低。你想想看，像霍乱、鼠疫这些I类传染病，如果没有现代医疗手段干预的话，从感染到发病再到死亡，短则几个小时，长也不过几天时间，我想不用一个月，一座城市里的绝大部分居民都得排队见上帝。估计当年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就是这样。这些利害的病原体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杀人无数，对人类这一物种来说，的确是一场灾难，对病原体本身而言也是一样，随着大量宿主的迅速死亡而消亡，瘟疫就是这样平息下去了。
这么看来，像流行性感冒这类既不致命，又无关痛痒的病原体才是演化得最成功的——宿主不会迅速死亡，而它又能够繁衍下去，并具备很强的变异性，让人防不胜防。
上面谈到的红色皇后理论只是这本书的引子而已，作者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所描述的内容颇为宽泛，也都很有意思，这里就不详述了。
最后，作为一名读者，要表达一下自己在读书过程中的愤怒：这本书的错字多得让我无法忍受，竟然封面的英文书名也漏了个介词“of”，目录里的“基因”印成了“期因”；不少翻译也有欠妥之处，像是港台地区的译法，感觉怪怪的。所以，以后买书的时候，我会特别留心是不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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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20
如烟往事俱忘却 心底无私天地宽
——写在2009年结束之际
图片来源：National Geographic（Near Salida，Colorado，1999）
其实，这篇文章早在两年前就该写了。一是作为每一年年末的总结，二是为这三十年来惨淡的人生做一个概括。不过，最后还是因为懒而没写成。
就从一部电影说起吧。2008年，“The X Files”的第二部电影“I Want to Believe”上映了，这多少让我感到意外。因为在该电视剧的第九季结束后，制片方已表示“The X Files”正式关闭。说实在的，作为一名并不喜欢看电视而且平时也不看电视，同时又是“The X Files”忠实观众的人来说，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矛盾，毕竟在1993年的那个时候，除了电视机，实在是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
现在回想起来也真有意思，从1993年开始，到2002年，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半（好像是这个时间），我都会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明珠台的节目，只是没想到，这么一坐足足坐了10年，从未间断，呵呵，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这样，“The X Files”贯穿了我的初中、高中、大学和参加工作的日子，贯穿了我前半生三分之一的时间。
看完“I Want to Believe”后，感触最大的就是Mulder和Scully的变化，容貌上的和体型上的。仔细想想，这也很正常。从1993年第一季电视剧到2008年第二部电影，16年了，怎么可能没有明显的变化？故事里的主人公可以永远年轻，但演员是会衰老的，我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007系列，都换了好几个演员了，至少“The X Files”剧组还是原班人马。
身边同属于70年代的朋友，成长的历程和我大致相同，所以聚在一起聊集体回忆的时候，只要有人说起，其他人都会说“是的，当时就是这样……”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我的回忆里并没有港产片和武侠小说。有着“文化沙漠”之称的香港地域太狭小，商业气息太浓厚，在文化方面确实是乏善可陈。所以，王家卫拍的好几部电影成了票房毒药，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大多数香港人是看不懂的。在香港，王导的那几瓶毒药只适合在他那类人的小圈子里品尝，而不是送到电影院去当快餐卖。在影视和书籍这一方面，我的记忆只有西片（包括现在所说的“美剧”）和世界名著，在音乐方面也是如此，britpop和New Age是我的最爱。
那这些年来的自己，又如何？很多年前，感觉路很长，总是展望；如今，三十而立，再也不敢展望了，低头赶路，哪有时间抬头？梦想破灭，危机凸显，回眸一望，百感交集……对我来说，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眼睁睁地看着时光远去，青春不再，而自己又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曾经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将来？估计还是这样。该来的终将会来，无处可逃；该走的终将会走，无法挽留。保持内心的平静，一切都由它去吧……
谨以此文献给与我有着相似经历的朋友，及同属70年代的一代人，以纪念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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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30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
——<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 >
图片来源：National Geographic（Afghanistan，Date Unknown）
我想，对于大多数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来说，2008年确实令人难以忘怀。如果你对前一句话表示认同的话，那么你对这本书的作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就不会感到陌生了。事实上，这本书是作者在1999年写的，当时的书名是《萧条经济学的回归》，2008年时作者又扩充再版了此书，并在市场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这本书是我今年六月份开始看的。书的扉页上印着这么一句话：经济萧条从未远离我们，萧条经济学重返历史舞台。克鲁格曼没有错。但现实中我看到的和作者所说的完全相反——基本上没有看到真正的萧条，却不断看到通胀和泡沫。2008年最后的那两个月所发生的事，在我看来简直就不可思议，看完本书后我明白了，今年的事情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货币供应的潮起潮落影响着整个经济和市场的潮起潮落，大家都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通缩预期也迅速转变成通胀预期，资本市场疯狂的背后，是货币的疯狂扩张。这场大戏的导演该如何收拾残局，我真的不敢去想。我只是隐隐地感觉，扉页上的那句话说得太早了，在现实中，登上舞台的不是萧条经济学，应该是通胀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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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5
《熊猫的拇指：自然史沉思录》
——< The Panda's Thumb：More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
图片来源：National Geographic（Kolmanskop，Namibia，Date Unknown）
最近在网上看了一篇关于濒死体验的文章，很有意思。根据参与德国“死亡试验”的志愿者的描述，有的人“死后”见到“彩光”，有的见到亲友，有的看着自己蓝色的“灵魂”逸出躯体，有的穿越“发光的隧道”。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志愿者们所见的并不能让我信服，个人比较倾向于生物学家的解释：濒临死亡时，大脑会分泌出过量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有些能引起奇特的幻觉。
心理学家把“濒死体验”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安详和轻松，持此种说法者约占57％；第二阶段：意识“逸出”体外，有这种感受的人约占35％；第三阶段：通过“黑洞”，有此感觉的约占23％；第四阶段：与亲朋好友欢聚，他们全都形象高大，绚丽多彩，光环萦绕，宛如天使；第五阶段：与宇宙合而为一。
这里说说自己的一件往事，父母年轻的时候在兵工厂工作，根据三线建设的要求，选址要“靠山、分散、隐蔽”，这个“隐蔽”最后还发展成了“进洞”。以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父母的工作单位的周边环境简直可以用山清水秀来形容。一岁的时候，父母把我从广州接到了厂里，白天上托儿所，父母下班接我回宿舍。某日傍晚，父亲和工友在河滩上聊天，我则在河边戏水，可能是水下有一个坑什么的，我没看见，竟然掉坑里了，坑有多深我不知道，但足以没过我的头顶。当时心想：我要死了。然后，我看见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很美，很宁静，竟然和“濒死体验”的第一阶段一样！之后发生的事情一点印象也没有。长大后，父亲说他的工友看见我扑通一声掉进河里后，飞奔到河边一手把我从水里拽出来……我说当时我意识到自己要死了，父亲说你那么小，怎么可能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就奇怪我这么小就有记忆了。我也无法解释当时怎么会感觉到自己要死了，至于记忆，在我把兵工厂及其附属设施（包括托儿所）的地理环境、周边情况、内部装修等告诉父亲后，从父亲惊愕的表情里看出我的记忆还是很可靠的。落水事件发生后，我被父母送回了广州，由爷爷奶奶带着，这一生为时一年的山区生活就此结束。
长大后，我发现我的认人能力很糟糕，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一个人和我见十次面，我也记不住他／她的样子，最极端的例子是，以前部门里的两个同事，和他们相处三年，我也搞不清楚他们谁是谁！别以为我们部门人很多，才二十人啊！而且其他同事说他们俩人长得一点也不像，很好区分，我听后想死的感觉都有了。
我那位当医生的爱人解释说，我记不住人，估计是大脑皮层中负责人脸识别的那部分功能受损所致，我听后怀疑那次落水事件是不是直接影响到了我的大脑，莫非真的是“脑子进水了”？值得庆幸的是，上帝关门的时候给我留了一扇窗，虽然记不住人，但方向感很好，认路是绝对没问题的，除非以后老年痴呆，呵呵，算是补偿作用吧。
好像说了大半天，还没说到这本书，看来这篇读书笔记要写成散文了。回到正题，这本书是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自然史沉思录”的第二本，全书共有七本，可惜只有前两本有汉译本，不知何故无人翻译后面的那五本。
书中有一篇文章名为《我们的命数已定》，简而言之，用天文时间来看待生命的长度不太准确，因为寿命与该物种的生命节奏负相关。小型动物的生命节奏快，新陈代谢迅速，寿命短暂；大型动物生命节奏慢，寿命长。经统计，任何体重哺乳动物的呼吸次数与心跳次数比为4.0，也就是说，所有的哺乳动物，无论体重有多大，在一生中一般都呼吸2亿次（相对应的心跳为8亿次）。
读到这篇文章时，我放下书，静卧测了一下心率，60次／分钟，然后算了一下自己的寿命（也差不多是人类的寿命）。25岁。原来我早该死了。不过话说回来，在人类没学会使用火之前，平均寿命也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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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9-5
《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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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National Geographic（Dimeka，Ethiopia，Date Unknown）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开始兴起以来，西方国家在大推进等理论的引导下，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以期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实施半个世纪以来，虽然西方为此投入了两万多亿美元，但这些欠发达国家依旧在贫困的陷阱中挣扎，即便出现了增长也大多是昙花一现，未能持续。
2005年，曾经为东欧和苏联设计“休克疗法”的著名经济学家、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顾问萨克斯又提出了一个旨在帮助穷国脱贫的一揽子计划，呼吁西方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针对这一提议，本书的作者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意见，认为如果援助计划不能根据穷国人民的需求而提供，不能用于为他们创造更好的自救环境，新的援助依然会像以前投进去的两万多亿美元一样打水漂。
“小岗村位于中国中部的农业省份安徽省。1978年小岗村的20户家庭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因为饥饿，他们做出了如此疯狂的举动。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麦克米兰（John McMillan）的讲述，当时全国范围内建立的公社体制导致粮食产量的严重下降。在这种体制下，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每个人都为集体耕地，也平分收成。不管你劳动认不认真，你都能分到和认真劳作的人同样多的粮食。小岗村村民达成一致意见：他们把土地划分，承包给个人，大家各自耕种，收成也归个人所有。他们严守这个秘密协议，不让外界知道。后来，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猛增。结果附近村的村民都想知道小岗村的粮食产量为什么增长这么快，这个秘密再也瞒不住了。其他的村子随即也开始将土地分割，单独耕种。”
“不久，党组织听说了农村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变更。党内的改革者很高兴听到这一消息，看到私人耕种带来粮食产量的激增，安徽省的党组织给予了很大支持，并将这一情况上报给党中央。1982年，共人比黄花瘦产党举行会议，认可了在农村发生的改变，并批准土地的私有化承包。到1984年，农村公社在中国彻底消失。这就是激起了中国经济奇迹大浪潮的一颗小石子。中国自身改革中的渐进主义者要比在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的外国幻想者好得多。”
“国内外的逐步改革者努力建立更符合当地情况的体系，解除束缚个人积极性的体系。贫困群众中的积极性要比上层规划的更具有潜力。”
书中列举的这个小岗村的奇迹的例子，对于其他欠发达国家而言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摆脱贫困并不能完全依靠西方国家的援助，必须通过自身的改革，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走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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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30